美国商人与对华鸦片贸易（1800-1840）（下）：伶仃时代 |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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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文结尾对林则徐成功机会的反思令人唏嘘，因为任何伟大的动机与巧妙的手段都无法抵消硬实力的巨大差距。一百多年后，中国终于实现了对毒品贸易与外国侵略的强力打击，本文让我们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

杰奎琳·唐斯（Jacques M. Downs），历史学教授

圣·弗朗西斯学院（St. Francis College），比迪福德（Biddeford），缅因

《商业史评论》（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42卷第四期（1968年冬）

【译序】

本文是“美国对华鸦片贸易译文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第一部《鸦片之城：波士顿财富溯源 | CHS》考察鸦片贸易对美国城市建设的关键性作用。第二部《鸦片贸易是“公平、光彩、合法的贸易” | CHS》考察鸦片贸易如何成就以福布斯家族和罗斯福家族为代表的所谓美国“名门望族”。本文则为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提供了全景式回顾。

中国1821—22年的反鸦片运动，迫使美国鸦片贸易商们发挥他们的商业才能，寻找一种新的鸦片营销系统——伶仃系统。伶仃系统充分利用了更先进的西方技术、中国政府组织的缺陷，和全人类共同的贪婪，而且它非常简单。抵达海岸的船只会在伶仃岛停泊，将装载的鸦片转移到一艘供给船上，然后再继续沿河而上去黄埔。中国走私者在广州的一间会计室里买鸦片条，用白银支付，然后到伶仃岛展示自己的鸦片条，交付每箱五美元的小账（礼物或贿赂），并拿到鸦片。住在当地的商人会对卖方售出的每箱鸦片收取一笔佣金，对供给船通常也会收取一笔滞留费。整个交易中危险的、令人不快的部分——贿赂官员，将鸦片运送上岸，零售给瘾君子——都是由中国零售商人来处理的。

除了营销系统的“创新”，美国人还在造船技术上创新出适合鸦片走私的“鸦片快船”，在金融手段上创新出针对鸦片贸易结算的伦敦汇票体系。

由此，美国鸦片贸易商以家族为单位，以波士顿为中心，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商业关系、朋友关系和政治关系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打造出了绰号为“波士顿企业”的庞大鸦片帝国。这个帝国通过与英国的巴林兄弟公司和中国公行巨贾伍秉鉴合作，掌控了三大洲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信贷组织和最精明的商业领导地位，并通过操纵价格，垄断了美国的对华鸦片贸易。

美国控制的廉价鸦片的冲击，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迫扩大鸦片产量以应付竞争。鸦片输入量的激增，又导致了中国吸毒人数大幅上升，引起了清廷的激烈反应。这最终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为鸦片贩子解决了一切问题。本文结尾对林则徐成功机会的反思令人唏嘘，因为任何伟大的动机与巧妙的手段都无法抵消硬实力的巨大差距。一百多年后，中国终于实现了对毒品贸易与外国侵略的强力打击，本文让我们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

本文接前文，美国商人与对华鸦片贸易（1800—1840）（上）：贸易的源起 | CHS。脚注序号因文章分成两部分，而有相应变更。

文章原始链接：https://www.jstor.org/stable/3112527?seq=1

图1：“波士顿婆罗门”——靠鸦片贸易起家的波士顿名门望族（图片来源：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译文】

伶仃时代

图 2：珠江口地图（广州Canton，黄埔Whampoa Is.，伶仃岛Lintin Is.），图片来源：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次鸦片战争”网站

【译注：伶仃（Lintin）指伶仃岛，即内伶仃岛，广东省伶仃洋上面的岛屿，位于深圳市赤湾及蛇口之西南约8公里，距离香港新界屯门区烂角咀及龙鼓洲约6公里。伶仃岛所在的伶仃洋又称为零丁洋，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就写在这里：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对华贸易历史学家何西阿·莫尔斯（Hosea B. Morse）称1821年之后的数年为“伶仃时代”，这一命名来自新的鸦片营销系统建立起来后最常见的“外锚地”的名字。在伶仃系统以其最终形式出现时，它是兼具效率、安全和利润的典范。它充分利用了更先进的西方技术、中国政府组织的缺陷，和全人类共同的贪婪。而且，它有一种简约的优美。抵达海岸的船只会在伶仃岛停泊，将装载的鸦片转移到一艘供给船上，然后再继续沿河而上去黄埔。中国走私者在广州的一间会计室里买鸦片条，用白银支付，然后到伶仃岛展示自己的鸦片条，交付每箱五美元的小账（礼物或贿赂），并拿到鸦片。住在当地的商人会对卖方售出的每箱鸦片收取一笔佣金，对供给船通常也会收取一笔滞留费。整个交易中危险的、令人不快的部分——贿赂官员，将鸦片运送上岸，零售给瘾君子——都是由中国零售商人来处理的。当然，整个系统都是靠贿赂和中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才得以实现的，因为鸦片船的船速超过了中国人能放进水里的任何东西。伶仃系统相对旧的营销方法有着巨大的优势，这让大卫·欧文（David Owen）评论说：“1821—22年的反鸦片运动因此被证明是对走私业的天赐。”【1】

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 Stelle）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曾指出，早在1822年1月——鸦片船从黄埔被驱逐后的那个月——英国就开始采用了供给船系统，而美国船只中的先驱——帕金斯公司的次子号（Cadet）是1823年抵达伶仃岛的。【2】 这一顺序具有象征性；从1821年以降，几乎所有可能与中国人发生冲突的创新行动都是由英国私营商人率先进行的，而美国人谨慎地紧随其后。

斯泰尔还指出，美国统治土耳其鸦片贸易的三个基础是“不必进行运输竞争，不必进行存储竞争，（以及）市场垄断。”【3】 但这些是所有美国商人都可以获得的优势。对帕金斯公司的统治地位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斯泰尔说明了库欣（Cushing）如何能够低价售出鸦片，并向小经销商或其他竞争对手施加压力——这些竞争对手规模够大，不至于受诱惑达成价格协议。【4】但问题远比这更复杂。

帕金斯公司（Perkins & Company）是全球商业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运作得和伶仃系统一样顺畅。其整体结构建立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颇具天赋、人丁兴旺、实力强大的家族群体之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家波士顿公司——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的公司以及布莱恩特和斯图吉斯公司（Bryant & Sturgis）【5】，它们有时被称为“波士顿企业”（“the Boston Concern”）。这一联盟的核心是帕金斯（Perkins）、斯图吉斯（Sturgis）、福布斯（Forbes）和卡博特（Cabot）家族，但其他一些姓名也不时出现，特别是布莱恩特（Bryant）、佩恩（Paine）、库欣（Cushing）和希金森（Higginson）。家族成员们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商业关系、朋友关系和政治关系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多年来，他们构成了对华贸易中最为强大的美国组合。正如“企业”会在中国安排一个成员一样，它在伦敦也会安排一个成员。约书亚·贝茨（Joshua Bates）娶了一位来自斯图吉斯家族的太太，他是伦敦和利物浦的巴灵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的合伙人。 【6】库欣与中国公行巨贾伍秉鉴【7】的密切关系则完成了这个关系圈子。因此，帕金斯公司能够掌控三大洲最全面的信息、最好的信贷组织和最精明的商业领导地位，这正是全球贸易的三大角落。

即便如此，波士顿人也并不是唯一对鸦片贸易感兴趣的美国商人。阿斯托（Astor）和吉拉德（Girard）可能是他们最可怕的对手，但后者显然已经被赶出了这一贸易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821年表现出的决心，【8】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供给船系统（the storeship system）发展起来之前销售鸦片的不便和延误。纽约的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H. Smith）、塞勒姆（Salem）的约瑟夫·皮博迪（Joseph Peabody）、波士顿的威廉·格雷（William Gray），以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巴尔的摩的约翰·唐纳尔（John Donnell）也都是向广州运输鸦片的重要商人。但一般来说，他们与广州经手他人货物的代办商（特别是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威尔科克斯和拉蒂默Wilcocks and Latimer）都追随库欣的领导，他们的鸦片也都接受帕金斯公司设定的价格。这是一种价格领导，与近年来在其他有巨型寡头垄断的行业里的情况非常相似。当然，如果彼此心意不能达成统一，帕金斯公司也随时准备采用更强有力的手段。 【9】而波士顿人偶尔也会被抓住。

【译注：塞勒姆是距离波士顿市区约20英里的一个靠海小镇。该处有一个以皮博迪命名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缩写PEM）。它名列美国十大博物馆之一，馆藏中有大量用鸦片贸易的利润购买的亚洲艺术品。出于对美国社会阿片类药物危机（opiod crisis）的关注，该博物馆在2019年重新装修其亚洲艺术馆时，以《每11分钟》为题，用短片回顾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历史——对于无法掩盖的罪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并不讳言，虽然他们并不会为犯下的罪行做出任何救赎。】

图3：“美国和欧洲的商人们用鸦片贸易的利润购买了无法估量的珍宝”。图片来源：PEM短片《每11分钟》

1825年秋天，托马斯·帕金斯上校显然由于库欣的喜好让公司买了太多鸦片。他为此致歉：【10】

“至于鸦片问题，我必须承担起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责骂。我认为我们最好扩大公司业务，以防止有人介入；……我感到惭愧的是，到春天为止要运出的数量超过了你的预期。”

显然，该公司这一季至少运输了1,254箱鸦片，而且这一数量很可能更多。 【11】尽管帕金斯公司轻易就成了最大的贸易商，但它也面临着竞争，所以这一总数量值得商榷，特别是比起莫尔斯（Morse）计算的当时56箱和141箱的年平均值而言。【12】 比起帕金斯公司五年前估计市场能吸收的总量，每年的运量剧增了300到400箱，【13】 而且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被取消之前，年运输量似乎从未显著低于过1,000箱。在此期间，土耳其鸦片的年产量从约140,000磅增加到150,000磅，但产量通常相当稳定，只有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大幅增加了。从1812年战争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中期，美国人是土耳其鸦片最重要的买主。实际上，从帕金斯公司的通信中的评论来看，仅仅波士顿企业通常就能占到年总销量的一半到四分之三。【14】

对这些数字如此大幅度的修改必然会导致对土耳其鸦片贸易的判断有所变化。美国人似乎两次大幅度地扩张了他们的土耳其鸦片业务。第一次进口量的跃升发生在根特条约签署后，他们当时开发了一种在战前还无足轻重的贸易。第二次跃升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帕金斯公司企图独占整桩贸易。【15】 后来在马尔瓦鸦片市场上发生的事很可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土耳其鸦片贸易中就发生过——中国人购买的鸦片数量开始变得比当时商人认为可能的数量大得多。我们希望中国专家能告诉我们鸦片市场突然增长的原因，他们正在这个迷人的领域进行革命性的研究。

在这两个时期，美国人的鸦片贸易增长率至少与英国贸易商随后在他们更大得多的印度鸦片贸易中的增长率相同，而且美国人看起来更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16】此外，考虑到美国人此时也介入了印度鸦片贸易，他们对中国鸦片运输量增加的贡献明显超过了其市场占有率。事实上，唯一一项对美国参与印度鸦片贸易的研究的作者认为，美国人在土耳其鸦片和印度鸦片贸易中扮演的活跃角色正是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的关键因素。【17】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自1807年来就日益担忧地关注着土耳其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得出结论，【18】 必须彻底改变政策。印度鸦片的收入正在下降，主要是由于与其他地方生产的廉价鸦片的竞争导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自由州（马尔瓦鸦片）和土耳其。由于东印度公司没有权力对这两处贸易进行监管，董事会最终决定扩大孟加拉的鸦片生产，并允许在支付过境税后从孟买出口马尔瓦鸦片。从孟买出口比从达曼更方便，因而旧的迂回路线很快就废弃了。几年之间，这一重大决定的后果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吸毒的人口数大幅度增加，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事件正是这一数目巨大的运输导致的。【19】

此外，美国商人通过另一种甚至更加复杂的方式影响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的增长。大鸦片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于1831年发出通告宣布：“我们有权力以比孟买更优惠的条件向英国汇款。”于是，一位美国商人会从一家伦敦银行拿一张汇票，这让他能够提出比如说20,000英镑，并在六个月内付清。他会把汇票卖给广州的走私者（如怡和洋行），以便获取后者从鸦片销售中获得的白银。当然，汇票交易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它让美国人摆脱了为积累足够的资金以支付向中国运货而不得不进行的繁重的长途运输；它让鸦片走私者从出口大量有价金属的繁重任务中解脱了出来；它给在印度发财的欧洲富豪们提供了一种将财富运回家的方便途径。由于印度在与英国的贸易中长期遭受不利的贸易平衡，事实证明美国的汇票交易是真正的福音。此外，汇票还支付利息。简而言之，通过美国的伦敦商业汇票，鸦片平衡了东西方贸易。

在此之后，只要世界贸易不遭到严重破坏，鸦片贸易就无法根除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汇票交易实际上刺激了印度鸦片的出口。“为了优惠向英国汇款，孟买商人每年都会向广州运输大量鸦片，通常是马尔瓦鸦片。”【20】 通过这种方式，哪怕是最激进的反鸦片商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这桩他们强烈反对的贸易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美国人在印度鸦片贸易中的直接作用从未得到充分研究。贸易先驱似乎是几个有天分的费城人，他们的聪明才智本应投入到更好的事业中去。本杰明·威尔科克斯（Benjamin Wilcocks）显然是这一贸易中的第一人，而他也曾是土耳其鸦片贸易中的第一人。【21】 尽管在1815年的拉迪亚号（Lydia）事件之后就没有他曾持续涉足印度鸦片贸易的明确记录，但他确实在1824年前曾与帕西鸦片商人打过交道。 【22】【译注：帕西是主要立足于印度次大陆的一个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民族，大部分是波斯后裔。侨居印度以外地区的帕西人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那一年，约翰·拉蒂默来接手了他的会计室，以便威尔科克斯可以在印度度过一年时间，好让贸易更进一步。此后，威尔科克斯在印度次大陆做了大量的鸦片交易。相关记录很少，但到1827年，他已经存够了足以退休的钱，把生意留给了拉蒂默。【23】

拉蒂默把这项贸易发展到了远超威尔科克斯离开时的程度，【24】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也几乎主导了土耳其鸦片市场。从1829年4月左右到1831年2月，拉蒂默在伶仃岛保留了一艘名为托马斯·斯卡古德（Thomas Scattergood）的供给船（船主是威尔科克斯），这艘船兑现了大约三万美元。 【25】到1834年，拉蒂默已经能带着他所谓“足够的资产”回家了，这足以让他在威尔明顿（Wilmington）外定居下来，以农场绅士和投资者的身份度过余生。

在伶仃时期，美国鸦片贸易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最终将超过所有人的初创企业——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该公司于1824年底由萨缪尔·拉塞尔创立，他作为几位普罗维登斯商人【26】和菲利普·阿米顿（Philip Ammidon）的代理人来到广州，之前曾是布朗和艾夫斯公司（Brown & Ives）【27】的代理人，这一企业代表了普罗维登斯海外贸易中的另一个主要的家族联盟。

几乎在这一企业组织成立的同时，为了提升贸易额，阿米顿就盯住了印度鸦片贸易。因此，从旗昌洋行成立的第一年起，这个只经营委托业务的公司也就涉足了印度鸦片贸易。到1827年阿米顿回家时，旗昌洋行很可能已经是最重要的美国印度鸦片销售商了。【28】 旗昌洋行是在约翰·库欣的鼓励下成立的，始终与帕金斯公司保持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几乎所有涉及鸦片贸易的驻广州商人之间都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使用彼此的设施，包括供给船，他们为对方的票据担保并打折，他们无论在广州还是回国后都始终是好朋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很好地控制了市场，而且干了几年鸦片贸易后都带着财富回家了。

然而，鸦片几乎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对华贸易中的唯一能盈利的分支。此外，三十年代中期，一系列事故和偶然的决定实际上将整个美国鸦片贸易置于了旗昌洋行的掌控之中。1825年，费城的爱德华·汤姆森（Edward Thomson）生意失败，次年，纽约的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H. Smith）同样失败，而巴尔的摩的约翰·唐纳尔（John Donnell）去世了。当吉拉德去世，阿斯托退休以专注于纽约房地产生意时，吉拉德或阿斯托可能重返这一贸易的威胁也都不存在了。普罗维登斯的爱德华·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在1834年遇到了重大失败，被迫将大部分财产抵押给英美银行家蒂莫西·维金（Timothy Wiggin），并大幅削减了对华贸易业务；同年，唐纳尔的儿子们生意也失败了。但最大的意外收获还是旗昌洋行收购了帕金斯公司的业务。当库欣的继任者托马斯·福布斯于1829年8月在一场台风中被淹死后，帕金斯公司就没有了常驻中国的合伙人。他的遗物中有一封信，要求在他去世的情况下由拉塞尔负责公司业务。库欣随巴沙号（Bashaw）匆忙返回中国（还带了1,000箱土耳其鸦片！）后，只是批准了福布斯的行动计划，并做了进一步安排，以便波士顿企业持续对旗昌洋行发生影响。做完安排后，库欣和拉塞尔就于1831年8月乘坐巴沙号离开了广州，将他们已然合并的公司留给了后来人。当时，除了已经退出这一贸易的詹姆斯·帕金斯·斯图吉斯（James Perkins Sturgis）之外，拉蒂默是唯一一个留在广州的独立美国鸦片贸易商。【29】

尽管旗昌洋行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很可能还保持了它在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商中的领先地位，却因新领导层个人的缺点遭遇了许多困难。公司的负责人威廉·洛（William H. Low）是个极富商业才能的人，但个性极其粗暴，他很快疏远了许多曾与库欣和拉塞尔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詹姆斯·斯图吉斯和约翰·拉蒂默。而这两位都是颇具才干的商人，他们的鸦片贸易经验比旗昌洋行任何常驻合伙人都更丰富，就该企业继续占据美国鸦片市场的主导地位而言，这种隔膜显然不是吉兆。

另一个困难在于旗昌洋行的组织非常糟糕。在整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旗昌洋行和帕金斯公司的业务都只是靠一个——偶尔两个——合伙人和同样数目的职员进行操作的。在任何一家会计室里学徒与公司员工的工作都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30】 由于两家公司都严重依赖于亲属和朋友关系，它们在信件里都把商业事务和个人事务混为一谈，并且有大量证据表明它们的经济运行远非理性。

尽管两家公司进行了合并，业务增长状况却仍高到不成比例。新业务一涌而入，几乎把公司压垮了。情况迫切要求进行彻底重组。显然，没有任何一位驻广州合伙人【31】 有经验或洞察力来纠正这一状况，结果就是会计室的每个人都积劳成疾，【32】  公司也遭受了一定数量的人员损失。【33】  1838年，拉蒂默得意洋洋地给堂兄詹姆斯写信，称自己在旗昌洋行的游戏里击败了后者，现在已经控制了广州市场上三分之二的土耳其鸦片。 【34】 当然，他的主要业务还是印度鸦片，在这一领域里，旗昌洋行依旧保持着领先地位，并且正尽力增加其市场份额。尽管该公司已经很难再腾出一个工作人员了，但还是把新职员约瑟夫·柯立芝（Joseph Coolidge）【35】 送到了孟买，以图提振贸易，特别是在帕西鸦片商中间。【36】  柯立芝的这次冒险并不是特别成功。但他毫不气馁，后来又去了加尔各答，不过也只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显然，库欣至少部分地预见到了公司的困难，并且已经请求过拉蒂默作为波士顿企业的代表加入公司（猜测是在现任代表奥古斯丁·赫德退休以后）。但旗昌洋行最终提供的条款远远低于拉蒂默的预期，而拉蒂默一方面被洛伊所敷衍，一方面健康状况不佳，急于退休，因此最终拒绝了这一要求。【37】 

但当纽约大茶商格里斯伍德公司（N. L. & G. Griswold）的代理人约翰·格林（John C. Green）【38】 于1834年1月1日成为旗昌洋行的负责人后，公司的弊病就得到了迅速而彻底的补救。格林取代了精疲力竭的赫德，而后者在洛伊于1833年底被强制离开之后一直是公司唯一一位驻华合伙人。【39】 

旗昌洋行也受益于另一个机会。虽然它没能拉拉蒂默入伙，也没能获得他大量的印度业务，但它和拉蒂默的继任者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拉蒂默十分后悔放弃了利润丰厚的代办业务，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他似乎把自己所有的鸦片贸易都留给了当时最大的鸦片交易商——苏格兰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对旗昌洋行来说，这种情况是当时的次优选项，仅次于由它们自己取得这些贸易。这两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合作得很好。【40】 

旗昌洋行的运气还在延续。它成功地克服了与帕金斯公司合并带来的问题，但很快就遇到了新问题，特别是与新的小鸦片经销商之间的问题。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许多英国私营商进入了贸易的各个分支，包括之前禁止的土耳其鸦片贸易。到1836年，广州有据可查的黎凡特鸦片中三分之一都是由他们运来的了。【41】  不过，旗昌洋行显然依然位居榜首，其印度鸦片业务的发展很可能不止弥补了在它们近乎垄断的土耳其鸦片贸易上的损失。【42】 

除了新的英国贸易商之外，旗昌洋行现在还面临着来自一系列新的美国公司的竞争。此时广州至少有三家受人尊敬的美国代办行。不过对该公司的鸦片业务而言还算幸运，其中的两家新公司——同孚洋行（Olyphant & Company）【43】 和韦特莫尔公司（Wetmore & Company）【44】 都基于道德原因反对进行鸦片业务。至于第三家公司——1834年5月出现的拉塞尔和斯图吉斯公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拉塞尔和斯图吉斯公司是著名的马尼拉企业的一个分支，在库欣的赞助下成立，对鸦片交易完全趋之若鹜。公司的一位合伙人乔治·拉塞尔是乔纳森·拉塞尔的儿子，菲利普·阿米顿的外甥，于1830年被踢出了旗昌洋行，正在寻求报复。【45】  另一位合伙人是约翰·韦伯斯特·佩里特（John Webster Perit），他是著名纽约商人佩尔蒂埃·佩里特（Peletiah Perit）的兄弟，也是费城企业佩里特和卡博特公司（Perit & Cabot）的萨缪尔·卡博特的前合伙人（现在他是波士顿帕金斯公司的合伙人了）。另外两位合伙人——亨利·帕克曼·斯图吉斯（Henry Parkman Sturgis）和拉塞尔·斯图吉斯都是广州的詹姆斯·帕金斯·斯图吉斯的侄子，布莱恩特和斯图吉斯公司的威廉·斯图吉斯船长的侄孙，布莱恩特和斯图吉斯公司是波士顿企业的成员之一。很明显，这家新公司不仅在鸦片贸易上对旗昌洋行构成了威胁，不仅由于两家公司名称相近造成了混淆，而且其人脉也对后者构成了威胁。

拉塞尔和斯图吉斯公司到底为什么从未对旗昌洋行的贸易造成重大影响，原因尚不清楚。【46】 或许对华贸易对英国私营公司开放一事对拉塞尔和斯图吉斯公司造成的影响比对旗昌洋行更严重。尽管土耳其鸦片贸易开始下滑，但老公司还在继续从事这项业务。波士顿企业一度曾在印度用自己的账户购买鸦片运往中国，【47】 但除了利用旗昌洋行作为积累快钱的手段的年轻一代之外，【48】 马萨诸塞家族的主要利益已经开始转向别处。【49】 最终，罗伯特·本内特·福布斯【50】 的影响导致了分裂的结束，1840年，这两家公司以旧企业的方式合并了。【51】

鸦片贸易的性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发生了转变。贸易量飙升；1835—1839年间的年平均贸易量几乎达到了之前七年的两倍。【52】尽管早在1822年，顺中国海岸线沿岸而上的航行已经初露头角，但到三十年代之前，它们都并没有成为贸易的重要部分。【53】旗昌洋行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现该交易至少需要一艘沿岸贸易船，并最终为此目的定制了船只，最终产物当然就是“鸦片快船”（the Opium Clipper）。【54】

图4：鸦片快船，图片来源：不列颠百科全书

旗昌洋行经营沿岸贸易不久后，中国政府急切努力终结鸦片交易的迹象便有目共睹。虽然看起来让中华帝国当局震动的更多是财物的消耗，而不是人民的堕落，但他们还是逮捕了走私者，封闭了鸦片窝点，盘查了吸鸦片的人，抓住了“走私船”，并以其他方式进行攻击。然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并不是这种行动所需的尖锐工具。当地官员十分腐败，早已习惯于将鸦片运输看成是非常宝贵的收入来源，他们消灭走私船往往只是为了将鸦片据为己有。此外，西方的渡船也开始运输鸦片，并在受到盘查时经常诉诸武力，而不允许搜查罪犯。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各种法令愈加常见，但鸦片贸易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走私者变得更加大胆，鸦片船甚至自1821年以来首次驶进了河道。【55】

以极大的后见之明来看，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除了发生重大军事对抗，或中国完全撤回对自己领海的权利主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解决办法，而后者显然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选择。但在一段时间内——其长度远超过证据所能证明的时限——大多数外国人似乎认为鸦片的进口会变为合法。至于这种可能性如何能在中国政府遭遇军事羞辱之前发生，我们不得而知。中国政权的崩溃、白银供应的枯竭、官员的腐败和臣民的堕落最终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某种补救行动。鸦片合法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收入损失和中国地方法官的腐败或许是例外，但后者能否解决也是特别成疑的。

最后，在贸易长期停止，一位鸦片走私者在外国工厂门前被执行死刑，以及伍秉鉴威胁与旗昌洋行停止贸易之后，【56】旗昌洋行宣布它将放弃鸦片贸易。【57】但为时已晚。“钦差大臣”林则徐已经到了，在美国人的通告生效之前，林先生已经采取了激烈的、决定性的手段。

林则徐为了强制执行他没收外部锚地所有鸦片的命令，对外国人社区采取了隔离，这是个熟悉的故事。英国人在毒品被没收和销毁后撤回了澳门，次年夏天又被驱逐出了这一殖民地。一年后，英国远征军抵达，一面倒的鸦片战争随后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解决了所有问题。

若是林则徐能早十年二十年到达，或许外部机会能让他取得成功。【58】实际上，甚至在隔离外国人社区之前，他就曾成功与美国商人合作过。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鸦片贸易的急速增长，以及在中国人控制外的第二个主要中国港口——伶仃岛的发展，均严重限制了中国控制本国对外贸易的能力。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的垄断就已经被打破。中国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以及她不情不愿地对变革力量打开方便之门，是英国战争胜利取得的主要经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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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115页。

【2】 斯泰尔（Stelle），《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59—61页。

【3】同上，73页。

【4】同上，70—72页。

【5】威廉·斯图吉斯（William Sturgis）是该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他是帕金斯兄弟的外甥和前雇员。

【6】贝茨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韦茅斯，他总是认为托马斯·帕金斯给了他从事商业的机会。1812年战争结束后，他被威廉·格雷送到了伦敦，担任格雷的经纪人，但从他在伦敦定居伊始，似乎就同时在为波士顿企业工作。伦敦的萨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在1825年生意失败之前一直担任波士顿企业的银行家。贝茨于1826年与约翰·巴灵合伙成立了一个公司，立即接手了波士顿企业的业务。当他于1828年加入巴灵兄弟公司时，该公司已经成了波士顿企业的代理人，而贝茨担任了处理其事务的合伙人。1851年，贝茨已经年过六十，身患疾病，他说服了一位表兄弟——拉塞尔·斯图吉斯（Russell Sturgis）加入巴灵兄弟公司。因此，在贝茨不再活跃之后，波士顿企业在大伦敦地区的影响力依旧持续了多年。见赫伯特·希顿（Herbert Heaton），“本杰明·哥特和英美布料贸易”（“Benjamin Gott and the Anglo-American Cloth Trade”），《经济和商业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II（1929年11月），158—159页。

【7】伍秉鉴是公行的负责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他和波士顿企业彼此互补，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互助。库欣给这位中国巨贾写过信，为他进行了大量的海外贸易，后来波士顿企业在中国的代表（奥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约翰·穆雷·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等人）也一样。

【8】参见吉拉德公司当时在广州的押运员的通信，特别是1815年10月29日亚瑟·格雷劳德（Arthur Grelaud）给吉拉德的信，以及爱德华·乔治（Edward George）在1821年秋天写的几封信，吉拉德文件。此后，吉拉德再也没有运过鸦片。他继续在1824年和1825年每年派出一艘船，但显然这些航行不够成功，没能诱使他此后继续进行对华贸易。有关阿斯托的信息，参见肯尼斯·维金斯·波特（Kenneth Wiggins Porter），《商人约翰·雅各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 Businessman）（Cambridge, Mass., 1931），II，613—614页，666页。

【9】“在帕金斯公司存在期间，他们完全掌控了土耳其鸦片的市场。如果他们得知其他公司的进货数量，就会靠强制低价出售来降低市场——新货到达时，代理商必须与他们达成某种协议，以便共同销售……不然就要被迫以远低于货物到达之前的期望报价的价格处置货物，而在代理商货物售罄后到鸦片交货之间，市场就会毫无明显理由地上涨，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羞辱他。也许整批鸦片已经成了某个外国居民通过某个中国代理商购买的财产——这通常会激发代理商的投机精神，他们并不局限于自己的职业，而是当他们指挥时，就成了最大胆的投机者。”约翰·拉蒂默（John R. Latimer）给霍兰德·提布斯（G. G. & S. Howland Tibbets）和艾里莎·提布斯（Elisha Tibbets）的信， 1833年9月12日，拉蒂默文件。

【10】日期为1826年1月2日。见J. E. C.，《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书信摘录》（Extracts from Letterbooks of J. & T. H. Perkins），313页。参见托马斯·帕金斯给库欣的信，1824年7月16日、1825年1月15日，萨缪尔·卡博特文件（Samuel Cabot Papers），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波士顿。

【11】斯泰尔的估计显然大致相同。他说：“在1824年1月和1825年8月之间至少有1,733担被运往广州。”参见他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67—68页，注释42。

【12】莫尔斯作为一个学者太过谨慎了，不会随便在总数上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他警告读者关于土耳其鸦片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后来又向上修改了他的总数。参见他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 1910），I，211页，以及《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323页，339页。要获得准确的贸易数据，问题的核心在于帕金斯公司及其继任者旗昌洋行实际上都非常紧密地保护着他们的商业情报，特别是关于土耳其鸦片的信息。另一方面，印度鸦片的运输情况都会迅速而准确地被伶仃岛的一艘英国供给船上的一家媒体发布出来。这艘供给船是马尼亚克公司（Magniac & Company）的赫拉克勒斯号（Hercules）上。拉蒂默甚至指责旗昌洋行故意提供短缺的数据（见上文注释45中引用的信件）。由于我们的资料多少比莫尔斯的完善，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粗略的判断。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开始，到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被取消之间，美国人每年至少销售超过1,000箱土耳其鸦片。这一数字可能过低了，特别是如果有人相信巴灵兄弟给斯蒂芬·吉拉德写的一封信的话，他们在这封1815年的信里估计每年有2,000箱鸦片被运到中国！（1815年8月17日的信，吉拉德文件）。参见约翰·菲普斯（John Phipps），《关于中国和东方贸易的实用专著》（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Calcutta, 1835），236页，238页，240页；罗伯特·本特纳·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中国和中国贸易评论》（Remarks on China and the China Trade）（Boston, 1844），27页；托马斯·帕金斯（T. H. Perkins）的备忘录（帕金斯收藏），引用在斯泰尔（Stelle），《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中，67—68页，注释42。参见布里吉斯（Briggs），《卡博特家族史》（History of Cabot Family），II，563—578页中引用的信件中的杂项数字。

士麦那领事信件对于运出鸦片的美国船只提供了以下信息：

1823年	256箱	1828年	556箱
1824年	1,651箱	1829年	421箱
1825年	403箱	1830年	782箱
1826年	805箱	1831年	217箱
1827年	没有报告	1832年	655箱

1829年的报告指出，另有1,320箱运往英国的鸦片最终运往了中国。当然，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其他年份有多少鸦片是走的这条运输路线（部分引用自斯泰尔（Stelle），《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66页）。本文中箱和担可以互换使用，每箱/担均含有约133磅鸦片。

【13】帕金斯公司给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的信，1821年7月15日，帕金斯公司记录，贝克图书馆，哈佛大学，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14】托马斯·帕金斯给库欣的信，1825年1月15日，卡博特收藏；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及儿子们给帕金斯公司的信，1824年4月28日，托马斯·帕金斯收藏；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给佩恩（F. W. Paine）的信，1818年3月24日，及给伍德马斯和奥弗雷公司（Woodmas & Offley）的信，1818年10月13日、1819年6月16日。J. E. C.，《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书信摘录》（Extracts from Letterbooks of J. & T. H. Perkins）。

【15】虽然欧文表示，从1816年开始，马尔瓦到中国的运输量增加了（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86页），但真正重要的增长还是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除非他使用的数字是错误的。当然，在土耳其鸦片的美国经销商扩大其贸易量后，这一最新信息仍然让马尔瓦鸦片的贸易量落后前者五年。推论是，由于美国土耳其鸦片走私商的成功，英国私营贸易商（以及这样的美国人，如旗昌洋行——或许还有威尔科克斯公司——的合伙人等）可能被吸引到了马尔瓦鸦片贸易中。

【16】1811—1821年间英国鸦片到广州的平均年运输量为4,264箱，1821—1828年间为9,667箱。莫尔斯（Morse），《中华帝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I，209—211页。

【17】罗兰·兰伯特（Roland Lambert），《望厦条约：一次企图废除鸦片运输的尝试》（“The Treaty of Whangia: an Attempt to Abolish the Traffic in Opium”）（未发表的硕士论文，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1960年）。反对观点参见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68—69页。

【18】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II，72—73页。参见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密委员会向总督发出的第1号信件（1816年5月10日）和董事会向孟加拉总督发出的第7号信件（摘录函，1822年1月30日），议会文件，下议院，1831年，委员会报告，VI，东印度公司事务报告，附录IV。在后一份文件里，董事会抱怨说，土耳其鸦片“自和平时期以来，已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一方面公司鸦片的价格极高，另一方面供应不足……”。

【19】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133—189页。

【20】格林伯格（Greenberg），《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164页。参见约瑟夫·阿彻给希金森的信，1833年10月21日，《约瑟夫·阿彻书信集》（Joseph Archer Letterbook），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费城。

【21】另一个费城家族——布莱特家族（the Blights）——涉足这一贸易的时间可能更早。1811年，库欣写道，“【乔治】布莱特拥有印度的所有业务，几乎没时间把财产汇到美国，他认为财产在美国比在中国更安全。”库欣给爱德华·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的信，1811年11月15日，卡灵顿收藏。乔治·布莱特的兄弟查尔斯后来成了丹特公司（Dent & Company）的合伙人，丹特公司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印度鸦片的主要英国经销商之一。查尔斯是首批跟随鸦片走私船前往中国沿海的商人之一。见格林伯格（Greenberg），《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British Trade and Opening of China），138页。

【22】事实上，其中一位威尔科克斯早在1809年就已经在孟加拉了。参见爱德华·卡灵顿给波兰（B. & J. Bohlen）的信，1809年9月28日，卡灵顿收藏。

【23】威尔科克斯的这些记录仍存在于拉蒂默文件中。遗憾的是，它们是在1824年拉蒂默抵达中国后才开始记录的。那一年，威尔科克斯为孟买的鸦片运输商Hormuzjee Dorabjee做了价值113,621.72美元的交易（参见拉蒂默文件中威尔科克斯账户的销售情况）。仅靠加尔各答亚历山大公司（Alexander and Company）的鸦片佣金，他在1825年就赚取了21,825.12美元，1826年45,487.54美元，1827年则是25,738.70美元（同上）。尽管如此，若不是靠伍秉鉴一个异常慷慨的举动，威尔科克斯还是无法退休的。在威尔科克斯的费城代理人、前雇主、后来的岳父威廉·沃恩（Willianm Waln）生意失败之后，伍秉鉴一笔取消了他于1819年签下的长期逾期的巨额债务。

【24】他于1831年12月6日给菲利普·阿米顿写了信，称他1827年在印度贸易中的份额“与你离开时他们（指旗昌洋行）的份额相同”。拉蒂默文件。

【25】拉蒂默给本杰明·威尔科克斯的信，1831年2月10日，拉蒂默文件。

【26】这个小组由爱德华·卡灵顿领导，成员包括塞勒斯·巴特勒（Cyrus Butler）和卡灵顿的姐夫T·C·霍平（T. C. Hoppin）和本杰明·霍平（Benjamin Hoppin）。

【27】阿米顿显然是甚至在战前就想到了鸦片的驻中国商人之一。1812年，他的船亚当斯总统号（President Adams）装载着鸦片在中国海上失事。而在战后的第一季，他就又开始出售鸦片了。

【28】参见上文注释60。

【29】从1823年到1830年11月罗伯特·贝内特·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随伶仃号抵达之前，斯图吉斯还在伶仃岛运营着供给船。当然，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旗昌洋行接手了帕金斯公司的所有业务。福布斯继续运营供给船到1832年4月，积累了一小笔财富后航行回家。洛伊应该知道内情，他于1832年1月8日向拉塞尔报告说，福布斯仅在1831年一年就收获了三万多美元。此外，当他将船卖给旗昌洋行时，又获得了一半利息——两万美元，而该公司所得收益的四分之一会归他的兄弟约翰·穆雷·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所有。实际上，这对该贸易的盈利能力和家族凝聚力都是一种极富戏剧性的说明。参见拉塞尔收藏，国会图书馆。

【30】参见拉蒂默给库欣的信，1833年11月10日，拉蒂默文件，以及拉塞尔收藏中同一时期的任何信件。

【31】初级合伙人奥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是著名的伊普斯维奇（Ipswich）船长，但几乎没有会计经验。他加入旗昌洋行时45岁了，尽管他在广州工作勤奋，很受欢迎，但显然缺乏完成重组任务所必需的管理背景。

【32】虽然赫德强壮的身体承受过许多压力，但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以至于被迫在1834年夏天航行回家。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和约翰·穆雷·福布斯都在医生命令下离开了广州，而感染了肺结核的洛伊则在回家途中过世了。

【33】约翰·格林给萨缪尔·拉塞尔的信，1835年9月29日，拉塞尔文件。参见约瑟夫·阿彻（Joseph Archer）给约翰·克莱德（John Cryder）的信，1833年10月24日，阿彻信件集。

【34】拉蒂默给詹姆斯·拉蒂默的信，1833年10月21日，拉蒂默文件。

【35】柯立芝（哈佛1817届）是一位极富魅力、社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曾跟随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学徒，并娶了托马斯·杰斐逊最喜欢的孙女。但他可观的才华却被某些人格缺陷严重损害了。最终，他疏远了每个人。他于1839年分拆了旗昌洋行，建立了奥古斯丁·赫德公司，但在新公司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甚至赫德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他让柯立芝加入合伙是犯了个错误。

【36】这对印度公司来说是一段关键时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加尔各答所有最大的公司生意都失败了。因此，尽管这导致广州的会计室缺少人手，但印度之行或许还算得上是谨慎行事的。

【37】拉蒂默给马修·拉尔斯顿（Matthew C. Ralston）的信，1831年10月16日，参见拉蒂默给詹姆斯·拉蒂默的信，1831年10月23日，拉蒂默文件。拉蒂默在两封信中的态度和语气的差异难以解释。或许库欣和拉蒂默讨论过独立于帕金斯公司进入这一贸易的可能性。参见库欣1828年秋天给托马斯·福布斯的信件，收入库欣书信集，布莱恩特和斯图吉斯收藏，贝克图书馆，哈佛大学。

【38】后来，格林成了纽约一位重要的资本家，很可能也是以约翰·穆雷·福布斯为首的西部铁路投资集团中最富有的成员。见亚瑟·约翰逊和巴里·萨普尔（Arthur Johnson and Barry Supple），《波士顿资本家与西部铁路》（Boston Capitalists and Western Railroads）（Cambridge, Mass., 1967），处处可见。格林也是到十九世纪末为止普林斯顿大学史上最慷慨的慈善家。

【39】格林的领导可能挽救了旗昌洋行。他迫使公司进行了亟需的严格重组。此后，会计室的工作被合理化。职员负责文书工作，将合伙人解放出来处理更重要的事务。信件迅速一式三份地发出，并且严格专用于业务相关。船员不再驻扎在工厂，总的来说，公司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当格林在1839年春末离开时，旗昌洋行已经是一个精简而强大的企业了，事实证明它能够很好地处理鸦片危机带来的大量业务——无论是代理业务还是首次经营的本公司业务。

【40】当时驻在广州的费城商人约瑟夫·阿彻（Joseph Archer）指出：“两个大持货商——怡和洋行及旗昌洋行——之间已经维持了【原文如此】一段时间的联合已被打破了。”（阿彻给约翰·克莱德的信，1834年1月11日，阿彻通信集。）据推测，阿彻指的要么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终止，贸易对英国私营公司开放了，要么就是上面提到的拉蒂默的成就。但也可能在怡和洋行与旗昌洋行之间存在未经记录的争执。

【41】《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VI（1837年10月），281页，284页。给出的数字是美国船只446担，英国船只292担。当然，对1837年的数据必需给予对于早期材料同样程度的不信任，毕竟旗昌洋行很可能没有改变其保密政策。但即使考虑到不准确性，英国贸易数量的巨大增长也是值得注意的。

【42】当该公司于1839年将鸦片交给钦差大臣林则徐时，它交出了1,437.33担印度鸦片，但只有4.33担土耳其鸦片。此外根据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的《1839年广州贸易停止期间广州事件记录》（Journal of Occurrences at Canton during the Cessation of Trade at Canton, 1839）（波士顿图书馆，波士顿，马萨诸塞州）记载，还有50箱土耳其鸦片没有交。

【43】奥利凡特公司是纽约的塔尔伯特和奥利凡特公司（Talbot & Olyphant）在广州的分支。大卫·奥利凡特在建立美国新教中国传教团（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和讨伐鸦片贸易中的作用众所周知。

【44】韦特莫尔公司（Wetmore & Co.）是贵格会信徒的公司——内森·邓恩公司（Nathan Dunn & Co.）的继任者，后者中包括了费城巨贾萨缪尔·阿彻的儿子约瑟夫·阿彻。阿彻成为了于1834年初成立的韦特莫尔公司的特许成员之一。就这位作家的经历而言，贵格会很少参与鸦片交易。最终，很可能是在阿彻离开公司之后，韦特莫尔公司确实参与了部分鸦片交易。1839年，该公司向钦差大臣林则徐交出了104箱鸦片，但另一位韦尔莫尔家的人的叙述很可能并不离谱，他写道，企业负责人威廉·谢泼德·韦特莫尔（William Shepard Wetmore）“反对……交易鸦片或其他任何违禁物品。如果有鸦片被送到他的企业里，就会被收下来处理掉，直到政府销烟后，该企业才不会收到鸦片了。”詹姆斯·韦特莫尔（James C. Wetmore），《美国韦特莫尔家族》（The Wetmore Family of America）（Albany, 1861），358页。无论事实如何，情况似乎很清楚：韦特莫尔公司并没有努力去占领鸦片贸易的市场份额。

【45】阿米顿给拉蒂默的信，1831年6月25日，拉蒂默文件。

【46】帕金斯上校的外甥、20岁的约翰·穆雷·福布斯晋升异常迅速的诸多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希望在与波士顿企业的关系似乎处于危险之中时加强这种联盟关系。

【47】希金森给赫德的信，1834年 1月4日和6月6日，赫德收藏，引自斯泰尔（Stelle），《美国对华鸦片贸易，1821—39》（“American Trade in Opium to China, 1821-39”），73页。

【48】参见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B. Forbes）的《个人回忆录》（Personal Reminiscences）（Boston, 1892）附录中的合伙人名单。在1840年至1879年间加入的37位合伙人中，有13位——或者说超过1/3——在波士顿企业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6位来自德拉诺思（Delanos）、洛伊（Lows）或纽波特的金家族（Kings），因此总共有超过一半的合伙人显然是1840年重聚的家族成员。

【49】布莱恩特和斯特吉斯公司早已踏上了成为私营投资经纪公司的道路。见亨利埃塔·拉尔森（Henrietta M. Larson），《从中国贸易商到投资者：美国商业史的一章传记》（“A China Trader turns Investor -- A Biographical Chapter in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XII（1934年4月），345—358页。该文章的修订版可在诺曼·格拉斯（Norman S. B. Gras）和亨利埃塔·拉尔森的《美国商业史案例》（Casebook in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New York, 1939）中找到，119—133页。

【50】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见福布斯（Forbes），《个人回忆录》（Personal Reminiscences），150页。

【51】几乎在同一时间，同样心怀不满的约瑟夫·柯立芝和奥古斯丁·赫德组成了奥古斯丁·赫德公司，在波士顿人与另一家企业之间再次制造了分裂，一旦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消除了被中国政府或西方政府逮捕的危险，后者就异常积极地投入了鸦片交易。

【52】莫尔斯给出的数字是在1835—36年至1838—39年间为35,445箱。《中华帝国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I，210页。

【53】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122—123页；莫尔斯（Morse），《东印度公司编年史》（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IV，93—94页。帕金斯公司成立后不久就考虑过加入沿海贸易，但帕金斯上校写道，这一做法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没人会有你用来影响【原文如此】你的计划的手段”。詹姆斯·帕金斯和托马斯·帕金斯给库欣的信，1824年7月16日，萨缪尔·卡博特文件。

【54】见巴塞尔·卢波克（Basil Lubbock），《鸦片快船》（The Opium Clippers）（Boston, 1933）。

【55】欧文（Owen），《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114页，139页。

【56】福布斯给萨缪尔·拉塞尔的信，1839年1月12日，拉塞尔文件。

【57】1839年2月27日的通告，福布斯文件，贝克图书馆。

【58】他使用的集体责任原则会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造成问题。但由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的投入较低，损失很可能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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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本文译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译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责任编辑：孙远